这种分歧毕竟只是于次一个层面上发生的，它并不妨碍儒道两家在最高境界上的根本一致性，即两者都追求自然而然。

关于它的起源，自古以来有各种说法，或认为礼起于祭祀。以今论之，所谓受命那一套，当然是周人自己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造舆论。

……汤、武者，民之父母也。韩德民先生指出:哲学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单纯精神性的抽象玄想的结果，无论披上了多么隐晦的形式，它的实际内容都来源于也只能来源于既往的人类生存实践，来源于特定人群的历史。这是帝字的最初意义呢，还是逐渐演变出来的意义呢？我们认为是后者。【】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之前，原始的社会组织已具相当的规模，柳宗元对其形成过程的概括和分析，可谓历史会心之作。

其实，这也正是黄帝时代成功地建立其社会组织的奥秘。随着分封方式的制度化，以及与之相应出现的封建贵族的等级化，便自然需要在贵族间建立起森严的秩序和整饬的礼仪。我们知道，分封制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

二是天下万邦间的关系问题。36居歧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中国古代传说的伏羲氏（或曰庖牺氏、炮牺氏、宓羲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

《白虎通·号》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饥即求食，饱即弃余。殷人事无大小，皆占卜问天（近代以来大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黄帝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从而是此一时代的象征和标志，而此一时代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归结为黄帝一人。有协调邦国关系问题，所谓协和万邦。东周以降，诸侯异政，礼崩乐坏，诸子蜂起，道术大裂。30杨向奎先生说：宗周宗法制的完善，始自周公，这一方面是周公的宏谟，同时也是时势造成。

《泰誓》载武王当时誓师之言，其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八、轴心时代与价值的阐释 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说法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提出，他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这一时期世界历史上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此一时代被称为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对此后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巨。文化也象资本一样有其原始积累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开始它的创作（对资本而言，则称炒作）活动。

周公对当时的另一辅政大臣召公奭就坦开了他对天命的真实意见：天命不易，天难勘，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周公重视德治，同时又创设礼治。

周人贵族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主要在于协调氏族间的关系，即所谓协和万邦，上古时代人们以氏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与氏族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因此协和万邦亦意味尊重各氏族的每个个人。

以上这些情况在历史上出现，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只要加上时间的因素，这些情况就必然会按其固有逻辑的展开而呈现于历史。8 《竺可祯文集》第181页。四、帝——中心氏族的中心人物 由上节，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上古时代就已面对的两大问题：一是多灾的环境不断地向人们的挑战。老子看到了文明的负面意义，认为文明每进一步，道德便降落一级。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文明的摇篮，是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没有人间的下帝观念就不会产生天上的上帝观念。三代政治制度有所因革损益，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年实行的分封制。

《汉书·艺文志》以诸子百家出于王官，乃依稀仿佛之谈。二是其所言人口也是一个估数，不可确据。

所以，对于进入私有制的氏族社会而言，人和土地也是氏族首领的财产，并且是最大的财产。这种过渡非但没有破坏氏族的形式，反而通过强调血缘和姻亲关系增强氏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氏族间的团结，并由此结成相对稳定而强大的势力集团。

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分析，希腊人在进入文明时，他们的原始部落经历了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和各种遭遇，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性质受到极大的破坏，新的劳动条件使他们个人的能力得到较大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脱离氏族制脐带的自由民小农。随着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迅速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也就相应产生了。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140余国。注释： 1 按照摩尔根的分期，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人们已经掌握了除铁之外的金属加工技术。

就B类帝字而言，似乎是着意强调帝字的中心点。如上所述，在解决天下万邦间如何相处的问题上，在治理多灾的生存环境问题上，古代中国人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政治智慧：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地区内成功地创造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能行之有效地履行其职能，一方面在诸侯万邦间起到其调节仲裁作用，一方面在全社会的公共事务方面发挥其组织管理职能。

由于这些王官散入列国和民间，便使其专门知识扩大了传播的范围。这个至上神曾降天命给殷的先祖，但因为殷人后来失德，又改降天命给周人。

（载于《天津师大学报》1997年4 期）这是一种新的解释，可以聊备一说。这是礼制的大端，它要落实和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之中，而繁缛的礼仪则是保证实现这些礼制的具体形式。

当时，禹平水土，可能出于公共事业的物质需要，观地定赋，任土作贡，殊方各进。31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142页。《尚书·顾命》传统经学认为是记成王临终命群臣立康王之事 ，其中仍告诫要继续实行怀柔政策：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由大宗为君而变为长子继承制，自周公始确立。

[4] 下面我们对上古世界人口的估数与中国人口的估数作一比较， 据估计，世界人口在公元前4000年约为8，500万人（同上），这个数字应该包括中国当时的人口在内，然而我们并没有关于此一年代断限的中国人口资料。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方面在于解除殷遗民的思想武装。

分析而论，德治有统治者自身修德的问题，所谓克明俊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两个矛盾逐渐化解，各不同血缘的氏族逐渐融合而组成地缘性的政治实体。